om》”其实，有时，梁韵宁可她爸像隔壁叔叔对待他儿子那样，犯了错，来一顿板子，倒也痛快。
在她眼里，精神上的巨大压力远远恶劣于体罚。
梁韵的母亲年轻时就是她爸的盲目崇拜者，至今都没有改变立场。
记忆当中，她对自己的评价总是要和爸爸的形象挂钩：学习有退步——丢你爸的脸；跟同学闹意见——丢你爸的脸；就连个头长不高，也是——丢你爸的脸！
梁韵自高中就开始住校，大学去了外地，后来又出国留学。有很大的一部分原因，就是想要逃离这种无处不在的压力。
至少离家在外，她爸的要求也就是“定时给我汇报你的情况！”至于汇报什么，便是自己的自由。
梁韵早已习惯了报喜不报忧。所以她的家人至今都不知道她其实在服用抗郁药物的事情。
如果他们知道了，又会怎样呢？
梁韵的父亲一定会说，“小年轻，就是没经过风浪，心眼小，想不开。哪里那么多事儿！”梁韵甚至都能想象到他说这话时的表情。
所以，不要告诉他们。
假装生活，她早就习惯了。
梁韵盯着陈漾的消息，盯了好一会儿，才回了一个“好”。
记得他说要自己减半服用，这次梁韵很听话地遵了医嘱。
也不是因为要听他的话，只不过担心药量坚持不到最后而已。
梁韵对自己说。
每隔一天，也规规矩矩地给他发消息报告。
这算是医生对病人的跟踪调查吧。
梁韵又对自己说。
晚上睡了几个小时，白天的食欲怎样，头痛的状况如何……陈漾每条必回，没有一次落下，尽管大多只是简短的几个字：“很好。”“不错。”“知道了。”之类。
梁韵自己好像也没有意识到，后来几天她的短信开始加上了一些生活上的其他细节：公司楼下新开的奶茶店很好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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