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打」。
上大学之后，我才知道９７年修刑后的新一轮严打，我父亲就是受害者。
父亲办养猪场几年下来也没赚多少钱，加上吃喝「嫖」赌（嫖没嫖我不知道），所剩无几。
家里的存款，爷爷奶奶的积蓄，卖房款（市里的两居室和宅基地上的一座自用房），卖猪款，卖粮款，造纸厂的废铜烂铁，能凑的都凑了，还有１２万缺口。
当时姥姥糖尿病住院，姥爷还是拿了３万，亲朋好友连给带借补齐５万，还缺４万。
这真的不是一笔小数，母亲当时１千出头的月工资已经是事业单位的最高水准了。
家里不时会有「债主」上门，一坐就是一天。
奶奶整日以泪洗面，说都是她的错，惯坏了这孩子。
爷爷闷声不响，只是抽着他的老烟袋。
爷爷也是个能人，平常结交甚广，家里遭到变故才发现没什么人能借钱给他。
母亲整天四处奔波，还得上课，回家后板着一张脸，说严和平这都是自己的罪自己受。
一家人里最平静的反倒是我。
最初郁闷的哭过几次鼻子，后来也就无所谓了。
最难堪的不过是走在村里会被人指指点点。
当时学校里来了个新老师，教地理兼带体育，在他的怂恿下，我加入了校田径队，每天早上５点半都得赶到学校训练。
母亲４点多就会起床，给我做好饭后，再去睡个回笼觉。
她已经许久没练过身形了，毯子功不说，压腿下腰什么的以前可是寒暑不辍。
有一天匆匆吃完饭，蹬着自行车快到村口时，我才发现忘了带护膝。
为了安全，教练要求负重深蹲时必须戴护膝。
时间还来得及，我就又往家里赶。
远远看见厨房还亮着灯，但到大门口时我才发现门从里面闩上了。
我敲门喊了几声妈。
不一会母亲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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