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近的所有土地，那个混合了我和婉如温馨过往和惨痛记忆的小院也很快被夷为平地。
我拿着征收土地的钱，又卖掉了婉如留下的数处房屋和铺面，只留了一处宅子供自己居住。
卖房子得的钱加上父母留给我的一大笔金额可观的积蓄，我全部存入了和北洋水师经常有军火结算往来的一家德国银行的天津分行。
事后想来也是上天冥冥之中的安排，这一大笔钱在日后不经意间派上了用场。
回津不久，我在公门中的职务也有了巨大的变化。
大沽口战败后，北洋水师留在天津的海容舰和其他四艘驱逐舰全部被联军扣押缴获。
我这个回到天津的海容舰枪炮三副一时间既无船也无炮，变得终日无所事事。
同年秋天，新任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着手同八国联军商谈收回天津的治理权。
我通晓英文且刚好赋闲，所以从北洋海军被抽调作为中方人员参与了整个谈判过程。
经过多轮艰苦谈判，大清终于于光绪二十九年从八国联军手中收回天津华界的治理权。
由于联军根据《辛丑条约》要求中国不得在天津驻军，袁公便从残存的武卫军和北洋海军中抽调军官和老兵组建了名为巡警实为驻军的一只三千人的警察部队。
现代警察对大清国来说是个新事物，一切操典都彷照英国和德国的警察规章制定。
我作为协调人之一在天津巡警成立期间前后经办落实了不少大小事务，事无巨细，受到上峰赏识。
巡警部队正式成立之后，我被委派担任了天津巡警局南部分局侦缉处处长。
虽然级别和海军中的官职差不多，实际的权力却大了不少。
天津巡警和北洋水师一样受直隶总督节制。
巡警局南局负责天津华界治安和刑狱事务。
战后的天津百废待兴，四方离散百姓流民重新聚集于津门，治安一度非常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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