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2000年秋天拆迁安置方案下来时，奶奶才不小心说漏了嘴：父亲揣了口杀猪刀，挨门挨户地讨回了所有已黄和将黄的赌债。
对此，母亲自然不知情。
不可避免地，在拆迁安置上，父亲故技重施。
家里本来有两座红砖房，可惜卖出去一座，更为关键的是买主已经搬了进去。
而父母和我都是城市户口，怎么安置就成了难题。
那年夏天征地时，撇开养猪场，5亩地拢共也才补了几千块钱。
最^^新^^地^^址;ＹＳＦｘＳ．ｏRｇ父亲不愿“冤情重演”，“万般无奈之下”（奶奶语），只好诉诸杀猪刀了结此事。
遗憾的是这次不太走运，奸诈的村干部跑学校向母亲告发。
于是当晚家里就炸开了锅。
至于锅是如何炸开的，我呆在学校，没能亲眼目睹，自然也不敢妄言。
只记得一个周六下午，我推车进门时，那口用了将近十年的铁锅就四分五裂地躺在凉亭的石凳上。
父母间爆发了一场迄今为止最长的冷战。
父母是什么时候恢复性生活的，我不清楚。
那些贴墙倒立后苦苦等待的神经病之夜，我几乎毫无收获。
只记得有次半夜迷迷糊糊地下楼上厕所，走到楼梯拐角时就理所当然地听到了熟悉的声音，我立马醒了大半。
很沉闷，却无疑在吱嘎吱嘎响。
母亲偶尔哼一声，父亲的喘息粗重而模糊，宛若碾成粉末的饼干。
这是在五月份，父亲除了吃喝拉撒就是看碟，不知道的还以为他老要立志做一个迷影导演。
就在通知书下来那个下午，父亲又喝了不少酒，尽管中午他已经跟陆永平喝了一场。
我清楚地记得，他柔软得像根面条，一眨眼工夫就顺着椅子滑了下去。
那晚我们仨在楼顶乘凉。
一如以往，十点多时母亲就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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