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杂八进了门，发现母亲独自坐在客厅里。
记得那天她梳了个大麻花辫，老长，在木椅靠背上戳出一只尾巴。
夕阳红彤彤的，打窗户灌进来，像泼了一碗血。
我大汗淋漓，叫了声妈。
她没反应。
我又叫了一声，她才侧过脸来，却很快俯到了桌面上。
当时我尿急，也没多想。
打厕所出来，母亲还趴着。
我顿时一个激灵，快步走过去，轻拍了下她的肩膀。
母亲嗯了一声。
我问咋了。
她还是“嗯”。
我只好在对面坐下，犹豫片刻后，攥住了她的一只手。
指针滴滴答答。
也不知过了多久，母亲抬起头来，冲我笑了笑。
她两眼滴血般通红，我不由一凛。
母亲很快扶住额头，说别看，害红眼呢。
我说咋了嘛。
她说没事，就是太累。
我有些急，吼着问到底咋了。
母亲板起脸，拍了拍桌子，说真轴呢你，都说了没事，看你书去。
我不依不饶。
于是母亲说高考结束后告诉我。
很奇怪，当她以某种语气说话时，所有人只能服从。
然而高考后的狂喜和焦灼把一切都冲到了脑后，直到成绩下来的那天晚上我才想起这茬。
当时一家人吃烧烤回来，父亲在前，我和母亲在后。
天热得有点夸张，我目所能及的所有男性都光着脊梁，连母亲都把长裙裙摆挽到了一侧。
满大街响彻着《生命之杯》，尽管那年所有足球都叫飞火流星。
像天热就要流汗一样自然，我问母亲那天咋回事。
她反问我哪天。
我说那天。
她笑笑：“就普通流感啊，早好了。
”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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