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年男人的堕落历程

    菜上来了，由于都是“自己人”，酒就随意了，那朱处长随便点了瓶“拿破仑”（不知道为什么翻译成这名字，反正我从酒瓶上面的字母上没拼出这个音来），周局长喝不惯洋酒，便要了“水井坊”。我和张洪涛都不喝洋酒，只好陪周局长喝那“水井坊”，王副局长就陪朱处长去体验洋味了。

    我悄声问张洪涛：“不是说马支队请客吗？怎么他和周明都没来？”

    “呵，下午那朱处长来电话说想叙叙旧，我就知道他想萧洒一番了，没办法，只好给马支队说你今晚有别的安排了。这几个人你认识一下也有好处，别整天围着你们中行那点B事转。”张洪涛同样悄声告诉我缘由。

    几杯酒敬下肚，我与两位局长一位处长的关系就密切了很多。

    说起来我与周局长还是老相识呢，上世纪九十年代他还在市税务局（当时国税地税还没分家）当稽查科副科长（好象那时候叫稽查队）时，曾带队查过城区支行的税收问题。当时银行发的补贴高，奖金也多，他们不知怎么得到了情报，查了一天就查出很多问题，初步定为罚款二十五万。为减少罚款，支行多次找他去沟通，其间我就陪他喝过一次酒，酒后还去当时最豪华的柳林夜总会跳舞洗桑拿，现在还记得那次洗完桑拿按完摩出来后税务局三位领导每人给小姐签单的小费就是三百，至于干了些什么，我没在现场观摩就不好随便猜测了，后来支行又做了其他工作，最终以税务局对城区支行罚款八千了结。

    十来年不见，周局长的肚子大了很多，脸圆且黑了很多，声音雄浑了很多，倒让我一时没认出他来。

    那朱处长是师大中文系毕业生，竟是我堂兄的同班同学，毕业后两人一同分到师范学校任教。朱处长不安心教书，教了一年就想法调到报社当记者，后来又调到市委组织部，一直混到现在的副处级，而我堂哥一直“忠诚party的教育事业”，现在还在市职业技术学院任教。真是人比人气死人啊。

    王副局长则是以前刘莹刚进中行

-->>(第5/18页)（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