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便忘了，文景时，照样为了削弱诸侯，针对诸侯的各种平叛举措，也似乎忘了，当时应对各种局面时，文景二帝的种种措施。便只觉得，天下的事，只要无为而治，便可。只是后世看来，效仿文景无为而治的君王，又有几个有好下场的呢？”
“这其中的根源，无非就产生于人的惰性而已，正因为人有懒惰之心，所以在检验得失的时候，往往希望将一件复杂无比的事，浓缩成一两点经验教训，以为只要靠如此如此，便可如此如此，盲目的去忽视不同环境，不同地域，不同时机。此番倭人新政，也是如此，倭国想要富强，需徐徐图之，步步为营，一点点的解决掉眼下的麻烦和隐患，这没有数十年的苦功，没有一点一滴的积累，如何可能？”
“可数十年的苦功，谁有这样的决心？那征夷大将军足利义教，可愿意自己二十年的苦劳，最终也不见什么效果吗？可他仰慕我大明新政的成果，恰在此时，又有郑晨这样的人，自以为只要总结一丁半点新政的经验，就可成事，需知……为政者与学者的思维，是不同的。学者闭门造车，只需去检验得失，却不知时务，偏偏学者提出的办法，其实恰恰最切合人心。”
张安世在这顿了顿了，才又道：“之所以切合人心，是因为学者忽视掉了做事的艰难，并不曾想到，新政的铺开，是先从财富的积累，一点一滴的剪除掉阻拦新政的隐患，还有无数人为之奋斗和辛劳的原因。却一味只盲目的认为，只要下达了某个政令，便可如何如何。此等学者，看看他的书，也就得了，还真有傻瓜照着他们的方法去做，岂不是比郑晨这样的人还要愚蠢？”
胡广：“……”
众人的面色在此时也不免起了一些变化，有人一脸顿悟之色，有人面露纠结，甚至有人认真细思起来。
张安世则是继续道：“只是足利义教这样的人，他绝不愚蠢，恰恰相反，据我所知，此人乃是中兴之主。可连他这样的人，却做出这样的蠢事，在我看来，其实……这都是贪婪和急于求成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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