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福享受“美食自由”。
当时除了广州的培正，我还去上海、嘉兴，和日本的大阪念过中学。跟着父亲边走边读书导致我在最该发奋图强的中学时代念书念得稀稀落落的，祖父当年也是十三岁就去日本留学了，我在大阪读的中学校长是他的老同学，他老人家不知哪日心血来潮找老同学看了我的成绩单，然后紧急阻止了我父亲的教育方式，极力劝说我母亲要把我接去加拿大读高中，但是一切都来不及了。
我们常家三代人的藤校辉煌，止于我常自翩。
所幸我祖父对那些火鸡自由洗脑包毫无执着，名校光环对普通人来说才是光环，对我来说就像玩一个“INever”的游戏，现在没有做过的事，只是因为我还没做，还不想做。
也许我一辈子都不会做。
就算我问过一圈，发现只有我一个人没做过，但这也只会让我在当下掰下一根手指罢了，我并不会因此输掉游戏。
我在旧金山老派地听了一年的KJazz电台，接触了艺术史入门后，决定休学。来到台湾是20岁，刚成年的秋天。我外祖父是小有名气的短片导演，外祖母家又是本地财阀，我随便找了个没听过的系所游学旁听。
自然还是从大一开始听课。但那是我人生第一次独自领略到“国文”的魅力，那位齐刘海短发黑镜框的女老师，颠覆了我对“国文老师”的刻板印象，她叫我们去搜寻形态各异的门牌，给我们看不同时期的麦当劳、来一客泡面广告，给我们念《国峻不回家吃饭》。
之所以在台湾只能游学，是因为我的中文水准实在太差，无法念中文的大学，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跟我的父母用完整的中文长句说话，祖父要我背书做功课，我总是跑去玩。
在课堂上，为一首中文诗流泪，像是老天爷突然给我打开的一扇窗。
那之后我开始接触台湾各界艺文工作者，我外祖父的学生有次听我谈到蒋勋，便告诉我东海大学美术系请了蒋勋去讲学。我为了我和母亲读过的书和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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