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了几天日子，他索性拍屁股走人，在我们村东头桔园承包了片地，建了个养猪场。
第二年在老宅基地上起了两座红砖房。
因为交通方便，村里环境又好，市区的房子就空到那里，一家人都搬回村里住了。
当然，其实我童年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农村度过的。
母亲上课忙，只能把我撇给爷爷奶奶。
后来在城里上小学，也是爷爷和父母每天接送。
父亲的事让一家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爷爷四处托人打点关系，最后得到消息说主要责任人跑了，担子当然落到父亲头上，号子肯定得蹲，至于蹲几年要看“能为人民群众挽回多少财产损失”了，“谁让命不好，赶上严打”。
上大学之后，我才知道97年修刑后的新一轮严打，我父亲就是受害者。
父亲办养猪场几年下来也没赚多少钱，加上吃喝“嫖”赌（嫖没嫖我不知道），所剩无几。
家里的存款，爷爷奶奶的积蓄，卖房款（市区的两居室和宅基地上的一座自用房），卖猪款，卖粮款，造纸厂的废铜烂铁，能凑的都凑了，还有12万缺口。
当时姥姥糖尿病住院，姥爷还是拿了3万，亲朋好友连给带借补齐5万，还缺4万。
这真的不是一笔小数，母亲当时1千出头的月工资已经是事业单位的最高水准了。
家里不时会有“债主”上门，一坐就是一天。
奶奶整日以泪洗面，说都是她的错，惯坏了这孩子。
爷爷闷声不响，只是抽着他的老烟袋。
爷爷也是个能人，平常结交甚广，家里遭到变故才发现没什幺人能借钱给他。
母亲整天四处奔波，还得上课，回家后板着一张脸，说严和平这都是自己的罪自己受。
一家人里最平静的反倒是我。
最初哭过几次鼻子，后来也就无所谓了。
最难堪的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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