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一九七七年之前，夫妻分居两地的国家工作人员比比皆是。
受过“文革”高潮期革命口号熏陶的人，——“个人理想无条件服从祖国建设的需要”，“苦不怕累不怕，献身革命走天涯”，“革命工作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
——对夫妻分居两地已习惯成自然，是不以分离为苦的。
象赵春树这样的转业军人、党员干部当然属于这一类人。
尽管他与春玲结婚后，上面所述口号在人们心目中已经日渐淡化，国家政策也开始松动，夫妻要求团聚再也不算什幺营造“安乐窝”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了，但他依然觉得自己刚转业就忙于调老婆，难于启齿。
这样，在办春玲的调动问题上赵春树就显得被动多了。
赵春树越是被动，春玲就越是主动。
而且，正如柱柱家所言，春玲是不按一般规则行事的人。
她在县农机厂仅仅是一名不称职的实习车工，可往汽车配件厂调压根儿就不考虑进车间的劳动生产第一线。
她开口闭口一提就是厂团委、党委办，俨然把自己归于谋求闲职的不可一世的官太太式的人物堆里。
赵春树却是严于律己的实在人。
而且，他也深知春玲的文化水准、业务能力。
因此，调动的程序还八字未见一撇，夫妻俩就出现了较大分歧。
丈夫认为换工作应从自己的实际出发，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来。
妻子则认为调动调动实则是跳动，甚至是跨越，应该就高不就低。
跨上一个或者两个新台阶，才不枉叫调达了一回。
两人议事每每不合，常常争得面红耳赤、好几天谁也不理谁。
春玲在赵春树的新单位汽车配件厂住了两个多月后，与这里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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