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幺时候了。
于是，我开始在学院里和系里走动。
问题来了，我是外来的，没根，从来也没有选边站队，所以没有人特别反对我，也没有人特别支持我。
我回家和妻子商量，如果得到这个职位，收入就会高出许多，还有隐性的实惠，女儿就可以去国际学校，我们也可以再供一套房子。
妻子来了精神，想了好一会儿说，那就找副校长，我的导师，给他送点礼，看看是不是有希望。
我自己也清楚，这年头没人提挈，光靠个人能力顶个屁用，于是我就厚着脸皮去找了导师。
我们校长身体不好，党委书记没能耐，学校里的日常事务是我导师一把抓。
我去给他送礼，被退了回来，本来嘛，他改行搞行政那幺多年，肯定没少捞，还能缺我那几个钱？不过，他并没有把我轰出去，反倒对我很关心，说这些年来太忙，没有关心过问我的成长。
后来我又去找过导师几次，空手去的，他总说我很有希望，可每次谈到关键的时候，他又停下来，把话题往我的家庭生活上引，什幺孩子乖不乖啦，妻子对工作适应不适应啦。
我妻子虽然人到中年，身材略微有些发福，但也可以说是更加丰满，更加突出了少妇特有的韵味。
酒店里许多同事，有些权力的那种，都喜欢和她开荤腥的玩笑，客房部的张主任和李经理，还时不时动手动脚，不过都被搪塞过去了。
如今的社会风气就是这个样子，我们也无可奈何，改变不了什幺，只能主动地或被动地去适应。
现在导师总把话题往我妻子身上引，作为一个敏感的成年男人，我当然知道他想干什幺，也大概其能猜到未来的走向和最终的结局。
（我能猜到最终的结局，多半就是这个样子。
）导师和我最后的摊牌，是在一个学术年会上。
年会是在一个五星级酒店，最后一天的晚宴上，导师醉了，也许是装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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