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顿时感觉羞愧难当，妻子借住在别人家里，上班看老板的脸色，回家看姐夫的脸色，我还拿白妹妹刺激她，太不应该了。
师姐最后告诉我，她很快就要辞职，去澳洲全家团聚，签证已经办好了。
我一面为师姐高兴，一面又泛起了小心眼：妻子看来还要在国内呆些日子，师姐走了，谁来帮她续合同，替我照看着她呢？日子一天天地过着。
妻子再没提那个小男生，一切似乎恢复了原样。
夏天到了，我越发忧虑妻子的合同问题。
女人不能不上班，忙起来还好，闲下来肯定会活做。
我本想暑假回去探亲，可导师说有个行业大会，国际性的，就在九月份。
他建议我留下来，多做些实验拿去发表，也好认识些业间人士，对将来求职有好处。
我犹豫再三，两头放不下，咬咬牙，跟妻子通了电话。
那时国际长途很贵，我长话短说，重点强调对未来求职的好处。
妻子异常通情达理，马上说事业第一，前途重要，叫我不要回去了。
我感动得差点儿哭出来。
妻子也长话短说，告诉我一个好消息，说公司新调来一个部门经理，美国人，四十多岁，男的，招秘书，妻子被聘中了，成了正式雇员。
妻子还说，新老板对她很好，常夸她做事麻利，年轻漂亮，还给她涨了薪水。
放下电话，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
妻子反正是要出国的，合同工也好，正式工也罢，根本无所谓，何必去给人家当什么秘书？我还没出国的时候，女秘书就已经名声不好了，尤其是外企女秘书，总让人联想到职场性骚扰。
出国之后，我对外国男人更加了解，尤其是中年男人，有点儿权力的那类，霸道得很。
西方人讲法治不讲道德，在自己的国家还算老实，特别是大公司，有严格的反性骚扰法规。
他们去了中国可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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